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陷入激烈论战以来，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王明便巧妙地利用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分歧与裂隙，灵活应变，变换身份，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自1969年起，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猛烈抨击文章。
王明步入了他人生的终途，自此未曾重返那孕育他的故土。
01
1949年3月2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1500字新闻稿件。这则报道不寻常地突破了中共长久以来在新闻稿中保守中央所在地秘密的惯例，其中，毛泽东亲自注明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石家庄附近”召开的。
恰逢上午时分，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全体人员，于西柏坡整装待发，步入了“进京赶考”以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由于孩子患病，王明一家的迁居之路延迟至五月，才从河北平山搬迁至北平香山。数月之后，全家再次搬迁至城内东皇城根的骑河楼，位于孟公府2号，自此便未曾再迁居他处。
王明一家在北京
六月，我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王明先生荣任副主席一职，并担任筹委会主任。
在9月21日至30日期间，王明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荣幸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之际，王明身兼数职，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
他的妻子孟庆树身兼法制委员会委员与法制委员会资料室主任之职。
王明勤勉工作，主动引领法制委员会，致力于为中央人民政府草拟各类法律与规章。
1950年，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委派王明负责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王明对此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广泛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法律法规和学术文献，引用经典，迅速提炼出了该法的核心精神与基本准则。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召开之际，王明同志受法制委员会之托，向大会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他详细阐述了该草案的起草过程及其背后的合理依据。经与会代表审议，这部涵盖八章二十七条的《婚姻法》得以顺利通过。
4月30日，毛主席颁布了中央政府的命令，自1950年5月1日起，《婚姻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施行。
这部凝结了王明辛勤付出与智慧结晶、历经41次修订的新中国首部《婚姻法》自颁布以来，持续施行了三十年之久，直至1980年方才启动新一轮的修订工作。
李光灿表示：
王明亲自口述，我则细心记录。他连续讲述长达17个小时，边讲述边修订，一气呵成，最终凝练出一份共计23000字的婚姻法报告。
毛泽东对婚姻法的起草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对这部法律表示了极高的评价，视其为“击溃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锐利武器，亦是构建新民主主义新型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
在法制委员会的岗位上，尽管王明身体状况并不理想，他仍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坚持带病工作。在此期间，他频繁参与并主导各类会议，积极表达自己的法制理念。尤其是1950年2月6日，在主持全国监狱法律座谈会时，他提出了“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过自新”的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为监狱工作的方向提供了明确指引。
王明在我国法制建设领域展现出的卓越才华与不懈精神，本应开启其政治生涯的新篇章。然而，受制于其偏颇与固执，他屡次抵触毛泽东、刘少奇的正确劝诫，一意孤行，对历史错误始终未能予以承认与担责。
02
1950年6月6日至9日，北京成为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地。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提交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发表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
会议明确了八项重要任务，包括推进土地改革、稳固市场物价、调整工商布局、清除反动势力、整顿党组织，旨在确保在三年之内显著改善我国的经济状况。
正当会议进入尾声之际，中共中央亦审议通过了一项《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原本，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核心议程是研讨财政经济政策，并拟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转换失败】：为什么中共中央又旧事重提，好像毛泽东老是要跟王明过意不去呢？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事态并非巧合。实际上，这一决策的根源，与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明对自己错误所持的态度紧密相连。
1949年3月，于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王明的态度进行了尖锐批评，指出其不愿进行自我反省，推卸责任，功绩归自己，过错却推他人。会议闭幕之际，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口头上要求王明就历史上的错误问题撰写一份声明书，并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王明虽曾口头承诺，却迟迟未行动，音讯杳无。
1949年10月23日，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与王明进行了会面，针对其未严格遵守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指正，并敦促他尽快完成声明书的撰写，以便提交中央政治局进行审阅。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其决议的第九项明确指出：
“在听取刘少奇同志的汇报后，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刘少奇同志在王明同志谈话中展现的立场是恰当的。王明同志须严格遵循二中全会所做出的决议，并依照二中全会上针对王明同志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及王明同志本人承诺撰写声明书的承诺，尽快完成声明书的撰写，并提交政治局审阅。”
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了一则由主任杨尚昆亲自签署的通知，该通知将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正式传达给了王明同志。
得知通知后，11月6日，王明向毛泽东致信一封。
针对内战时期所涉的错误问题，我在1945年4月20日致信六届七中全会，明确表达了对该会当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全面认同与接受。
主席多次询问我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意见，甚至四次重复，并明确表示，若我指出其中存在与事实不符之处，中央将予以修订。
先前数次，我均已明确表示不再有所保留，而此次，鉴于主席反复垂询，我决定遵循主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教诲，将心中所思所想之意见，向党的领导核心一一道来。在此，我再次向中央正式表达我的立场：
我全然赞同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决议中提及的各项问题，将不再向任何人士提出任何异议。
2. 针对抗战初期所犯的错误，党中央已作出明确结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对此表示完全的接受与无条件的服从。
在这封书信中，王明对于抗战初期所犯的错误，依旧缄口不言。
王明同志截至目前，依然对过往所犯的错误持有拒绝反省的态度，对党中央所持立场显得不够诚恳。他未能遵守二中全会决议，未向政治局提交声明书，这一行为显然违背了纪律规定。
在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王明前往天津考察地方工作。返京后不久，他不幸病倒。因此，当决定于1950年6月9日通过的当天，王明未能出席此次会议。然而，在此日，他致信杨尚昆，并请其转呈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想法。
“在多位医生连续注射葡萄糖数日后，心脏衰弱的症状已有所缓解。然而，肠炎腹泻仍未痊愈，患者每日仅能摄入少量流质食物，因此仍无法恢复工作。这不仅导致无法参加三中全会，恐怕连政协全国委员会前几日的会议也难以参与，心中颇为焦虑。除继续请假数日之外，特此将病情详细报告，恳请予以谅解。”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对王明同志作出决定。
（1950年6月9日）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针对王明同志在内战及抗日时期所犯的错误，于1949年2月作出了决议，要求王明同志撰写一份声明书，并提交至政治局进行审阅。王明同志在全会上也公开发表口头承诺，表示完全接受这一决定。
实际上，王明同志对于该决定的落实，始终抱以拖延之态。即便在政治局的多番催促之下，直至1949年10月25日，政治局特意派遣刘少奇同志代表，与王明同志进行谈话。在谈话中，强调了王明同志不遵从二中全会决议、推迟撰写声明书的行为是不妥当的，并敦促他尽快完成声明书的撰写。
同年10月26日，在听取刘少奇同志关于其与王明同志谈话内容的汇报后，政治局随即向王明同志传达了相关决定，强调：
“王明同志务必恪守二中全会所做出的决议，同时依据二中全会上同仁们对王明同志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及王明同志在会上公开表达的撰写声明书的意愿，即刻着手撰写声明书，并提交政治局进行审阅。”
1949年11月6日，王明同志致信主席，提及内战时期所犯的错误，他曾于1945年4月20日向六届七中全会提交了一封信件，其中明确表示对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予以全面认同。尽管之后他对该决议表示了不同意见，但他除了接受决议之外，并未再作出任何额外的声明。
面对抗日时期的争议性问题，他不仅准备接受中央的既定结论，而且坚决拒绝发表个人对此事的任何看法。
三中全会指出，王明同志截至目前，对其过往所犯错误始终未曾进行深刻反省，对待党中央的态度亦显得不够诚恳。至于其未遵循二中全会决议，向政治局提交声明书的行为，显然是违反纪律的体现。
三中全会决定：
王明同志理应遵循二中全会的决议，针对他在内战及抗日时期所撰写的各类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中所存在的原则性错误，进行一次深入的自我反省。通过此举，旨在展现他已深刻认识到并坦诚承认自身所犯的错误，并在思想与行动上作出切实的改进。声明撰写完毕后，应立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并在需要时，由政治局提交给未来的中央全会进行讨论。
鉴于近期从天津考察地方工作归来后不幸染病，加之恰逢首次全国法律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在即，王明需全力撰写报告并筹备数部刑法法典草案，故直至8月17日，他方得以致信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提出以下数项疑问：
(1) 我需投入多少时间？事实上，若要全面回顾我在内战与抗日战争中所创作的所有文章、手册及其他文献，并进行相应的总结，这无疑是一项耗时长久的任务。
(2)我请求毛泽东将我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提交的报告提纲以及我的个人笔记本归还给我。原因是，在会议结束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令，中共秘书长王首道将与会者的笔记本以及相关活页纸尽数收缴，但此后并未将这些物品归还。
(3)我珍藏的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的合订本、延安的《新中华报》以及众多其他文献资料，在1947年延安撤退之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均被转移至瓦窑堡。然而，自此之后，这些资料便音讯全无。我在信中恳请将这些资料归还，或者至少提供一套副本以供工作之需。
“王明的声明书需在11月上旬，即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准备好，并提交至政治局。同时，请尚昆核实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是否妥善保存。关于这两项事宜，应由尚昆以口头形式告知王明。”
紧接着，杨尚昆命孟庆树转告毛泽东的批示，并告知了王明。
03
身体的不适、工作的辛劳，以及思想上的重压交织，构成了王明精神上的巨大苦痛，使得他的病情愈发恶化。进入9月上旬，王明仍旧坚决拒绝撰写声明书，遂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前往苏联寻求治疗的请求。
鉴于王明的健康状况以及苏联在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上相较于中国国内所具备的显著优势，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他的请求。然而，王明却无中生有，声称这是毛泽东“突然决定”派遣他即刻前往苏联。
9月12日，刘少奇受命代笔，为毛泽东撰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文。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审阅下，该电文最终由师哲负责翻译，并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递交至莫斯科。
1950年10月25日，王明、孟庆树夫妇携其二子，并伴随北京医院医生陈锋禹及保姆陈启珍，一行六人，在秘书田书元的严密护送中，搭乘火车远赴苏联寻求治疗。
对此，二十多年后，王明却把自己申请去苏联治病，诬蔑说成是毛泽东“突然安排”，企图假借美国人之手，把他炸死在赴苏的铁路线上。他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1950年10月25日的上午11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亲临寒舍，传达了一则重要通知。
“清晨九点，刘少奇将我召至面前，告知我：今晨，毛主席曾与他商谈，王明计划于今日午后搭乘开往满洲里的火车前往苏联。他让我速办手续。我的事情很简单：即刻致电外交部，请他们迅速办理您及家人的护照手续。交护照。您随意挑选，我只需他们的照片即可。我已向铁道部传达了指令，确保今晚六点开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您预留了一节公务车厢。时间不多了。还赶得及吗？
我问他：“传闻，我军志愿军将在今晚午夜时分跨过鸭绿江大桥，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据报，麦克阿瑟已指挥美军空军对从山海关至满洲里的全线铁路实施集中轰炸，意图切断北京至满洲里以及苏联至满洲里的补给线。此消息确否？”
“没错。”杨尚昆答道。
“若我们明日清晨抵达满洲里，恰巧遭遇大规模轰炸，岂非如此？”我问道。
“当然，是否今日启程，全凭您的决断。”他语气平和地回应，“若您选择留步，还请告知一声，以便我及时通知铁道部。”
我和孟庆树，自然迅速领悟到了毛泽东为何突然作出让我们启程的决定。刘少奇早已赞同我们前往苏联，而我们等待启程的日子已逾半年。我们商讨了应对之策。尽管面临风险，我们仍决定前行；否则，能否成行实难预料。
自1950年11月至1953年11月，王明及其配偶孟庆树携其二子，共同在苏联度过了一段休养与治疗的时光。
04
1953年12月9日，王明一家重返阔别逾三年的京城，驻足于孟公府2号。王明随即致书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深切思念。
“9日清晨抵达京城，沿途一切顺利，请各位放心。得知主席身体安康，倍感欣慰。自上次分别已有三年光景，衷心期盼能与毛主席及江青同志一聚。若主席能抽空见我，还望在百忙之中告知，我将遵命前往。”
鉴于王明的健康状况尚未完全恢复，中共中央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董必武同志特地前往探望，并向他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各位同志的诚挚祝愿，希望他安心疗养，静心康复。
1954年4月8日，王明因急性肝胆炎与肠炎发作，入院治疗于北京医院。自那日起，他便告别了工作岗位。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首都北京迎来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隆重召开。在此盛会中，政务院正式更名为国务院，同时，对部分部委进行了调整，法制委员会亦告撤销，并转设为法制局。自此，王明在政府部门中彻底淡出，再未担任任何职位。
1955年的新春伊始，王明不幸因胆囊炎急性发作而入院北京医院。面对医生的胆囊切除手术建议，他与孟庆树均感惊疑，坚决予以抵制。病痛的根源尚未根除，发作频仍，王明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体重更是从原先的60公斤锐减至40公斤。
在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沈钧儒、史良、杨尚昆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他们纷纷莅临医院探望，对病患的医疗需求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和妥善的解决。
05
在国内接受了治疗一段时日后，王明的病情并未实现根本性的改善。随后，他再度向中央提出了前往苏联求医的申请。中央对此迅速作出回应，并为他办理了必要的出国手续。
1956年2月1日，王明与孟庆树携手，携子明明、亮亮以及上次同行的人员，共同踏上了前往他们心中的“亲爱的莫斯科”之旅。自那时起，王明步入了他人生的终点，自此再未返回那孕育他生命的祖国——中国。
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激化，爆发激烈论战以来，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之际，王明遭受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以及“大叛徒”等多重罪名，遭受了严厉的批判，沦为典型的反面角色。自此，他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逐渐疏远。
然而，对于王明的批判与斗争，仍旧仅限于纸面之上，中共中央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正式决议，亦未将其开除出党籍。
此刻，凭借口才与文笔起家的王明敏锐地捕捉到了机遇。站在“东风压倒西风，抑或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政治风头浪尖，他在莫斯科潜心学习的丰富马列主义理论，终于迎来了再度施展的舞台。
王明利用中苏两党两国间的矛盾与分歧，巧妙地变换立场，更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自1969年起，陆续抛出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文章，包括《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反复不断地诋毁、歪曲、诬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毛泽东的形象。
1974年3月，已是病魔缠身的王明将1971年至1974年间撰写的《“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大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等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
1974年3月27日，在抱病整理完这部书稿的第四日，王明便在他深爱的莫斯科病逝，遗憾地客死他乡，享年七十岁。
他终究未能目睹自己耗尽余生心力所著的这部“反毛”巨著得以问世，而他原本构思的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书籍亦未完稿。直至生命的尽头，他仍未在思想上战胜毛泽东，王明至死都不甘心。
直至1975年，该书方得以孟庆树，他坚韧的妻子，一番辛勤整理之后，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以俄语出版。遗憾的是，孟庆树于1983年9月5日在莫斯科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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