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叶家山曾侯墓地的M65、M28及M111的年代进行了探讨，通过对有自名的曾侯器和无任何族徽铭文的铜器以及原始瓷器的类型学分析，排出了这几座大墓的相对早晚关系，即M28—M65—M111。又通过与其他诸侯国同类器比照，推断出了这几座大墓的绝对年代:M28为成康时期，M65为昭王时期，M111为穆王初期。同时，根据墓中随葬器物的联系，并参考春秋时期曾国墓地曾侯与夫人墓的排列方式，对曾侯谏、曾侯犺等人的夫人墓进行了推测，认为M2墓主为曾侯谏的夫人，M27墓主为曾侯犺的夫人。
叶家山曾侯墓地是目前已揭露的西周时期最为完整的公墓地，其为研究西周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埋葬制度及西周铜器编年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材料。学界对于叶家山墓地的发掘成果非常关注，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诸位学者对墓葬形制和出土的随葬器物进行了跟进研究，提出了各种观点。其中，关于各大墓的埋葬年代、墓主的身份及曾侯的代数争议颇多，聚焦点主要在M28、M65和M111这三座大墓上。目前，叶家山曾侯墓地发掘工作已全部结束，这三座关键墓葬的简报也已发表[1]，许多争议似可一一化解。
关于这三座墓葬的埋葬顺序，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由北往南依次为M65—M28—M111[2]，一种认为由南往北依次为M111—M28—M65[3]。以上两种观点多是参照其他诸侯国墓葬的出土器物进行对比判断，很少就这三座墓的相对年代加以排序。墓地的埋葬顺序不仅关系到墓地的结构布局，还涉及曾侯的世系代数问题。因此，要辨明墓地的埋葬顺序，有必要先确定这几座关键大墓的年代。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展开剩余96%一、相对年代排序
由于这三座墓葬的年代相近，铜器形制上的差别微乎其微，仅从形制比较进行相对年代排序，确实很棘手，但如果从铜器的纹饰风格、陶瓷器的形制特点来比较，还是可以分辨出先后顺序的。
因为M28、M111都是有自名器的曾侯墓，且它们的早晚对于墓地的排序至关重要，故先对这两座墓进行排序。
因铜器经久耐用，世代可以相传，故很多西周墓中也会出现年代较早的甚至是商代的铜器。西周灭商后，周王将商王室及其贵族的铜器分发给同姓诸侯国，故很多西周的侯伯墓中也随葬有大量的商器。另外，一些侯伯墓中也会随葬有其他方国的器物，这是馈赠、陪嫁或掠夺所致。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对上述两座墓葬出土的铜器排序时，选取的是有自名的曾侯器和无任何族徽铭文的铜器，虽不排除无铭的铜器中也会出现较早的器物，但已尽量避免因以上原因而造成的排序错误。
铜器纹饰从西周时期开始出现由繁至简的演化趋势。地纹加主纹构成的双层纹饰是商代晚期较普遍的装饰风格，到西周早期，这种纹饰虽仍被沿用，但出现了减去地纹的趋势。M28、M111这两座墓中，M28随葬铜器双层纹饰的装饰风格较明显，除1件无地纹的兽面纹簋（M28:155）和1件目雷纹觚（M28:170）外，其他器物皆为有地纹的双层纹饰。而M111随葬铜器几乎无地纹双层纹饰，如：附耳方鼎（M111:73）、南公方座簋（M111:67）、大兽面纹圈足簋（M111:53、63）无地纹装饰，兽面纹带鼎（M111:79、87）、兽面纹分裆鼎（M111:82）、夔纹扁足鼎（M111:69）、圆涡龙纹鼎（M111:66）、兽面纹圈足簋（M111:56）、变形夔纹圈足簋（M111:54）、甗（M111:68）和鬲（M111:71）为单层纹饰。从纹饰类型看，M28保留了更多晚商纹饰的特点，如尖齿外突的兽面纹（M28:181）、尖角上翘的兽面纹（M28:166）、蝉纹和牛纹（M28:163）等。从纹饰造型看，M28与商代晚期多相似，M111则有变异。M28铜器的兽面纹表现得粗犷、威严，兽目眶有勾线，兽头棱角分明，如曾侯谏分裆鼎（M28:181）、尊（M28:173）、罍（M28:177）、曾侯谏盉（M28:166）和曾侯谏簋（M28:162）等；而M111的兽面纹饰则表现得细腻、平和，兽目眶不见勾线，兽头圆润，如盘龙盖罍（M111:110、120）、曾侯犺带盖圈足簋（M111:59、60）等。（图一）从器形上看，M28除一件新增的“曾侯谏作媿肆壶”外，余皆与商代晚期器形接近，只是没有商器厚重。M111则出现了一些新器形，如附耳方鼎、扁体觚、编钟、田壶和半环形钺等。总体来看，M28无论是纹饰，还是器形都保留有更多的殷商遗风。M111的纹饰没有M28的繁缛，表现出简化的趋势，又有很多新器形出现，器体也粗糙、轻薄，显得比M28的铜器年代略晚。
图一 M28与M111兽面纹比较
1、2.罍肩部（M28:177、M111:120） 3、4. 罍腹部（M28:177、M111:120） 5、6. 簋颈部（M28:162、M111:60）
M65因为随葬有曾侯谏自名器，一度被学界指认为曾侯谏墓[4]。但是，随后发掘的M28中也出有大量自名曾侯谏的器物，不禁让学者产生疑惑：究竟哪座墓才是真正的曾侯谏墓？要确定哪座墓为曾侯谏墓，必须要厘清M28和M65的早晚关系。我们观察到M65中有几件铜器与同类曾侯谏器相似，如作
彝簋（M65:50）与曾侯谏簋（M28:162）、涡龙纹圆鼎（M65:45）与曾侯谏圆鼎（M28:164）。（图二）它们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非常相似，但仔细比较，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M65出土的这两件器物皆不如M28的曾侯谏器精致、厚重，显得粗糙、轻薄。从纹饰上看，涡龙纹圆鼎较曾侯谏鼎粗疏、简略，如涡纹远近距离不一，涡饼低平，上面不见旋弧线，夔龙构图简单，大小不等，造型不一致。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作
彝簋与曾侯谏簋上，如前者的云雷纹稀疏且僵硬，后者则致密且流畅；前者颈部的兽首形状潦草，后者精细；前者的兽目不见瞳孔，后者瞳孔清晰。（见图二）总而言之，无论是涡龙纹圆鼎较之曾侯谏圆鼎，还是作
彝簋较之曾侯谏簋，都有模仿和简化的趋势。另M65中还随葬有2件饰弦纹的铜器，如弦纹爵（M65:33）、弦纹盘（M65:35）与M111的附耳方鼎（M111:73）和曾侯觯（M111:122）的弦纹风格一致，此外，龙形钺（M65:9）与M111的半环形钺（M111:380）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极相似。相较于M28，M65还出现了新器形田壶。以上这些现象表明，M65的非曾侯谏器物的制作年代明显晚于M28。
图二 M65与M28铜簋、铜鼎比较
1. 作
彝簋（M65:50） 2. 曾侯谏簋（M28:162） 3. 涡龙纹圆鼎（M65:45） 4. 曾侯谏圆鼎（M28:164）
陶瓷器因为易碎、使用时间短、更新换代快，更能体现时代风尚，往往成为分期断代的主要依据。M28、M65和M111中都随葬有陶器和原始瓷器，但由于M28和M111的陶器粉碎严重，难以复原，故无法以陶器来进行排序。所幸三座墓葬的原始瓷器保存完好，可供进行类型学比较。M28中出有4件原始瓷器，器类为罐、尊、瓮和豆。M65中也有4件原始瓷器，器类为三系罐、瓮、带盖（罐）豆和豆。M111中出有17件原始瓷器，器类有尊、瓿、豆和瓮4类。我们将三座墓的同类器进行对比后，再与其他区域的同类器相对比，早晚排序如表一。
表一 叶家山M28、M65、M111原始瓷器型式序列表
注：表中器物图采自参考文献，比例不一。
瓷豆 根据带罐与不带罐分两型。
A型：不带罐豆。根据盘口和足部变化分为两式。
Ⅰ式：敛口，尖唇，折肩，斜直壁，浅盘，喇叭形矮圈足。
Ⅱ式：直口，尖唇，折肩，斜弧壁，浅盘，喇叭形圈足较高。
B型：带罐豆。根据足部变化分为两式。
Ⅰ式：敛口，尖唇，折肩，斜直壁，深盘，盘中有一小罐，喇叭形矮圈足。
Ⅱ式：敛口，尖唇，折肩，斜弧壁，浅盘，盘中有一覆盖小罐，喇叭形高圈足。
瓷尊 根据口与肩部的变化，分为三式。
Ⅰ式：大侈口，宽折沿，方唇，折肩，肩上有一对对称的竖环纽，斜弧腹内收，矮圈足外侈。
Ⅱ式：中侈口，宽折沿，方唇，折肩，肩上有一对对称的竖环纽，斜弧腹内收，矮圈足外侈。
Ⅲ式：小侈口，宽折沿，方唇，折肩，肩上有一对对称的横环纽，斜弧腹内收，矮圈足外侈。
瓷瓮 根据腹、底的变化，分为三式。
Ⅰ式：敞口，仰折沿，方唇，束颈，溜肩，圆腹，最大径在中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假矮圈足内凹。
Ⅱ式：敞口，仰折沿，方唇，束颈，溜肩，圆腹略鼓，最大径在中腹，下腹斜收成小平底，假圈足。
Ⅲ式：敞口，仰折沿，方唇，束颈，溜肩，圆鼓腹，最大径在中腹，下腹斜收成小平底，假圈足。
叶家山AⅠ式瓷豆形制同于山东滕州前掌大的B型瓷豆（M13:15）[5]、山西曲村北赵晋侯墓地M113的瓷豆（M113:100）[6]和湖北黄陂鲁台山的瓷豆（M36:3）[7]。前掌大B形豆的年代在西周早期早段，北赵瓷豆的年代在西周早、中之际，鲁台山瓷豆的年代在西周前期。AⅡ式瓷豆同于前掌大A型瓷豆（M119:47），近于河南洛阳北窑的有柄瓷豆（M215:36）[8]和陕西宝鸡茹家庄的瓷豆（BRM1:64）[9]，只是北窑瓷豆敛口更甚，前掌大A型瓷豆的年代在西周早期晚段，北窑有柄瓷豆的年代在西周早期，茹家庄瓷豆的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早。BⅠ式瓷豆近于前掌大的B型瓷豆（BM3:4）和北窑的无柄豆（M355:11），前掌大B型瓷豆的年代为西周早期早段，北窑无柄瓷豆的年代在西周早期。BⅡ式瓷豆形制同于北窑的无柄瓷豆（M54:2），北窑瓷豆的年代为西周早期。
叶家山Ⅰ式瓷尊近于前掌大Ⅰ式硬陶罍（BM4:11）、扶风召陈的青瓷尊（80FCTG1:13）[10]和北窑Ⅰ式瓷尊（M442:1-1），只是肩比前掌大的宽。前掌大硬陶罍的年代在商代晚期，召陈青瓷尊的年代在西周早期，北窑Ⅰ式瓷尊的年代也定在西周早期。Ⅱ式瓷尊同于前掌大Ⅱ式硬陶罍（M119:66）和北窑Ⅱ式瓷尊（M215:42），只是腹比北窑更内收。前掌大Ⅱ式硬陶罍的年代在西周早期偏晚，北窑瓷尊的年代在西周早期。Ⅲ式瓷尊近于河南平顶山应公墓的瓷尊（M232:062）和北窑Ⅲ式瓷尊（M139:23），平顶山瓷尊的年代可在西周早期偏晚，北窑瓷尊的年代在西周中期。
叶家山Ⅰ式瓷瓮同于前掌大的瓷罐（BM3:7）和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M1瓷瓮[11]，前掌大瓷罐的年代在西周早期早段，鹿邑瓷瓮的年代在西周初年的成王时期。Ⅱ式瓷瓮近于平顶山应公墓瓷瓮（M232:0105）[12]和北窑Ⅱ式瓷瓮（M215:69），只是叶家山Ⅱ式瓷瓮腹部比平顶山的内收更甚。平顶山瓷瓮的年代在西周早期偏晚，北窑瓷瓮的年代在西周早期。Ⅲ式瓷瓮近于北窑的Ⅲ式瓷瓮（M712:1-2），北窑瓷瓮的年代定在西周中期。
类型学分析表明M28的原始瓷器早于M65，M65的又早于M111。
前文通过对M28、M111和M65的自名青铜器和非族徽类铭文青铜器进行了类型学的分析，可知M28早于M111和M65，又通过对三座墓葬中出土原始瓷器的类型学比较，得出M28早于M65、M65又早于M111的结论。
由此，可以推断出三座墓葬的相对早晚年代为M28—M65—M111。
二、绝对年代的推断
本文通过与其他墓葬的同类型器和有明确纪年的标型器来推断这三座墓葬的绝对年代。
（一）M111
M111的年代有成康[13]、康王[14]、昭王[15]等几种意见，学者在对其年代的推断上主要依据个别铜器，而所对比的器类不一定皆是墓主同一时期的器物。笔者认为在对铜器进行类比时，应选择有明确自名的曾侯器和非族徽类铜器，另原始瓷器的年代也可做参考。
M111中的南公方座簋和曾侯犺带盖圈足簋、南公爵皆为墓主曾侯犺生前所作，由此可断定其年代为曾侯犺在世期间。
南公方座簋（M111:67）的器形和兽面纹饰同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M251的
簋（M251:10）[16]和辽宁喀左小波汰沟出土的圉簋[17]，但除了兽面纹外，其他纹饰均没有
簋和圉簋复杂。如
簋的颈部有一圈涡纹带，南公方座簋则无纹饰带；圉簋的圈足上夔纹为双身，南公方座簋的为单身。南公方座簋又同于陕西长安张家坡A型簋（M315:1），但腹没张家坡簋圆鼓，耳饰有异，圈足略高。
簋为西周成康时期，圉簋为康王前后，张家坡A型簋为康王时期，则南公方座簋的年代上限可能在康王时期。
曾侯犺带盖圈足簋（M111:59、60）上云雷纹衬地的列旗脊兽面纹饰为西周早期常见的一种纹饰，但簋腹变浅，向外倾垂，已有向西周中期过渡的特征。其形制和纹饰同于希簋[18]、伯簋[19]，此两器的年代均属西周早期，其又同于卫簋[20]，卫簋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后段，故曾侯犺簋的年代应该在昭王时期。
直棱纹圈足簋（M111:51、52）形制同于北赵晋侯墓地M113出土的簋（M113:59），北赵簋的年代属西周早、中期。其纹饰近于宝鸡石鼓山M2的双耳簋[21]，石鼓山双耳簋的年代属西周早期。
南公爵（M111:113）形制及纹饰近于河南浚县辛村M60的爵（M60:6）[22]，只是前者爵柱为伞形柱，后者为菌形柱，辛村爵的年代为穆王前后。其又近于洛阳北窑的荣中爵（M299:2）[23]，只是腹部纹饰有异，荣中爵的年代为西周中期。
铜附耳方鼎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如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樐鼎[24]，其特征是口小底大，垂腹，应该是立耳方鼎的一种变体。西周时期，此型鼎扉棱消失。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时期附耳方鼎为宝鸡竹园沟M13出土的带盖方鼎，年代为西周成康时期[25]。M111的带盖附耳方鼎腹部向外倾垂明显，具有西周中期的垂腹风格。将其与西周中期的附耳方鼎类比，其浅腹、垂腹较直的特点同于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西周墓出土的
方鼎[26]和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附耳方鼎（M114:216）[27]，但其腹部略浅，倾垂更甚。
方鼎的年代在穆王前期，北赵附耳方鼎的年代在西周早、中之际。又M111附耳方鼎上的二道弦纹装饰同见于山西翼城大河口霸国墓M1中的附耳鼎（M1:14）[28]上，大河口M1的年代在西周早期后段。鼎身素面的特点同于陕西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村M10的附耳鼎（M10:4）[29]，附耳鼎的年代属西周昭穆时期。综合类比，M111的带盖附耳方鼎应不早于昭王时期。
兽面纹分裆鼎（M111:82）同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的M251的分裆鼎（M251:18）[30]，琉璃河分裆鼎的年代属西周成康时期。
夔纹扁足鼎（M111:69）形制同于宝鸡竹园沟M13的戈鼎（BZM13:17），只是纹饰略有区别，戈鼎的年代属成康时期。
附斗素面觯（M111:121）同于竹园沟M4的
父己觯（BZM4:5），
父己觯的年代属昭王时期。
曾侯犺墓中，自名为犺或曾侯犺的铜器有3件。1件是南公方座簋，成器年代为康王时期，是曾侯犺为其父作的祭器，其不称曾侯的原因可能是此时他还未继位。2件曾侯犺簋，成器年代为昭王时期，此时曾侯犺自称曾侯，表明他已经继位。除此之外，其他铜器最早的可到西周早期前段，如夔纹扁足鼎、兽面纹分裆鼎；年代最晚的已至西周中期穆王时期，如南公爵；大部分的器物年代在西周早期后段，如直棱纹圈足簋、铜附耳方鼎等。同时，M111的原始瓷器制作年代皆在西周中期。结合铜器与原始瓷器的年代，我们可以对曾侯犺的生活轨迹加以推测：曾侯犺生于成王后期，继曾侯位在康王后期，卒于穆王初年。
（二）M28
M28的年代主要有康昭[31]、昭王[32]等几种意见，目前，学者们都是以墓地的排序来推断其年代的，主张由北向南排序的认为它比M65晚，主张由南向北排序的认为它比M111晚。M28中出土了较多的曾侯谏生前自作器，依之能更准确地断定其在位的时间。
曾侯谏方鼎（M28:156）沿下有一周云雷纹衬地的鸟纹带，这种S形冠带、弯勾尖喙、翘翅、伸足和垂尾分叉内卷的鸟造型流行于殷商至西周初的成康时期[33]，如父己方鼎[34]、亚址方鼎[35]、融鼎[36]和
鼎[37]等沿下都饰有一周这样的鸟纹。以上诸器的年代皆为商代晚期。曾侯谏方鼎上的鸟纹垂尾形态同于丰伯方鼎[38]上的鸟纹，丰伯方鼎的年代为西周成王时期。同时，曾侯谏方鼎鸟纹又近于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的析子孙方鼎（M1:46）[39]颈部的鸟纹造型，析子孙方鼎的年代属商末周初。
曾侯谏圆鼎（M28:152、164）无论形制还是纹饰皆同于叔鼎[40]和彭母鼎[41]，于叔、彭母两鼎年代为西周早期。其又同于宝鸡竹园沟M7的丰公鼎（BZM7:3）和M4的圆鼎（BZM4:11），只是曾侯谏圆鼎的足比竹园沟M4的略高，竹园沟M7为西周康王时期，M4为西周昭王时期。曾侯谏圆鼎又近于鸟母
鼎[42]和亚俞曆鼎[43]，只是腹不及后二者深，足没后二者粗，鸟母
鼎的年代属商代晚期，亚俞曆鼎的年代属商末周初。
曾侯谏分裆鼎（M28:158、181）形制同于宝鸡竹园沟M13的父辛分裆鼎（BZM13:18）和M7的父癸分裆鼎（BZM7:2），只是纹饰略有区别，M13、M7的年代在成康时期。其同于长安张家坡墓地BⅠ式鼎（M257:1），只是鼎身纹饰略有异，张家坡BⅠ式鼎的年代属成康时期。其近于陕西宝鸡石鼓山M3的正鼎[44]，正鼎的年代属商代晚期。其还近于前掌大AⅡ式鼎（M11:88），前掌大AⅡ式鼎的年代属西周早期前段。
曾侯谏簋（M28:162）的器形及纹饰同于宝鸡竹园沟M13的簋（BZM13:21），唯耳有别，竹园沟簋的年代属西周成康时期。
曾侯谏作媿簋（M28:153、154）形制同于北窑M37的白懋父簋（M37:2），唯耳及纹饰有别，白懋父簋的年代属西周康昭时期[45]。
曾侯谏作媿尊（M28:174）的形制和纹饰同于宝鸡竹园沟M8的作宝尊（BZM8:7），竹园沟的年代属成康时期。其又近于宝鸡竹园沟M13的尊（BZM13:4），只是少了中间的直棱条纹，夔凤造型存在差异，竹园沟的年代属成康时期。兽面纹尊（M28:173）的器形及纹饰同于父戊尊[46]和祖丁尊[47]，父戊尊的年代属西周早期，祖丁尊的年代属于西周成康时期（根据陶器推断）。其又同于夨尊[48]，只是口不如夨尊侈，腹部纹饰同于
父癸尊[49]，此两器的年代均属商末周初。
曾侯谏作媿卣（M28:167、169）盖、身的形制及纹饰皆同于宝鸡竹园沟M8的作宝卣（BZM8:1、5），唯圈足有别，前者饰单头双身龙纹，后者饰二道凸弦纹，作宝卣的年代属成康时期。其器形又近于鱼從卣[50]和象祖辛卣[51]，唯纹饰有别，鱼從卣和象祖辛卣的年代属西周早期。其器形、盖及颈部纹饰同于力伯卣[52]，力伯卣的年代属西周早期。圈足上的单头双身龙纹同于大史卣[53]圈足上的纹饰，大史卣的年代属于西周早期。
曾侯谏盉（M28:166）形制同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忡父乙盉[54]和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疑盉[55]。曾侯谏盉有云雷地纹，流上附有鹿角形兽，盖纽为兔形。忡父乙盉和疑盉无云雷地纹，流上无附兽，忡父乙盉盖纽为花苞形，疑盉盖纽为半环形。三器的盖、腹皆饰牛角兽面纹，唯颈部纹饰有异，曾侯谏盉颈部为牛形纹，忡父乙盉和疑盉为夔龙纹。忡父乙盉的年代为商代晚期，疑盉的年代为西周早期。
目雷纹觚（M28:170）形制同于宝鸡竹园沟M13的觚（BZM13:7）和M7的觚（BZM7:328），纹饰略有区别，竹园沟觚的年代属西周成康时期。
橄榄形贯耳壶最早见于商代晚期，如亚羌壶[56]。西周时期较常见，早期壶身瘦长，腹微鼓，最大径在上腹，中期后，器身渐矮，壶身变宽，最大径在下腹。M28的曾侯谏作媿壶为早期形态，形制同于琉璃河M253的壶（M253:1），M253的年代为成康时期。曾侯谏作媿壶接近于长安斗门镇花园村M17的
壶[57]，因该墓出有记载昭王伐楚荆的鸿叔簋，故其年代可定为昭王时期。其还近于传世的旨壶[58]，但前者器腹不及旨壶宽，旨壶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后段。
曾侯谏盘（M28:163）形制同于安阳郭家庄M160的盘（M160:97）、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的盘（M1:210）[59]和宝鸡石鼓山M4的盘（M4:310）[60]，只是曾侯谏盘比它们多两耳，纹饰有异。郭家庄盘的年代属商代晚期，太清宫长子口墓盘的年代属商末周初，石鼓山盘的年代属商末周初。其还近于琉璃河M253的蝉纹盘（M253:9）和竹园沟M4的季作盘（BZM4:7），只是曾侯谏盘足比后二者高，纹饰也与之有异。琉璃河盘及竹园沟盘的年代皆在成康时期。
钺（M28:22）形制同于宝鸡竹园沟M13的銎内钺（BZM13:169），只是纹饰略有区别，这种钺具有殷商遗风。
M28中曾侯谏自名铜器的形制多有殷商遗风，如曾侯谏方鼎、圆鼎、分裆鼎、盉和盘等。曾侯谏作媿铜器稍晚，年代多属成康时期，如曾侯谏作媿簋、尊、卣和壶等。其他非曾侯谏署名器也都属成康时期，如兽面纹尊、目雷纹觚和钺等。同时，M28原始瓷器的年代皆在西周早期前段，结合铜器与原始瓷器的年代，我们可以对曾侯谏的生活轨迹加以推测：曾侯谏生于成王时期，继曾侯位在成王时期，卒于康王后期。
（三）M65
M65的年代有成康[61]、康昭[62]和昭王[63]等几种观点，学者们皆是以墓地的排序为前提，就个别器物推断的年代。M65中的非曾侯谏自名器才是推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原始瓷器则是佐证。
作宝鼎（M65:41）形制同于鲜父鼎[64]，只是作宝鼎足略粗，鲜父鼎的年代属西周早期后段。其还近于琉璃河的父癸鼎（M251:24），只是二者足及纹饰略有差异，父癸鼎的年代属西周成康时期。
兽纹簋（M65:48）上的变形夔龙纹在商代晚期就已出现，到了西周时期进一步简化，已省去兽目，形制与史聒簋[65]和蓼簋颈部的夔纹[66]近似，史聒簋和蓼簋的年代皆属西周早期。
作尊彝尊（M65:30）的形制及纹饰同于叔妶父己尊[67]，叔妶父己尊的年代属西周早期。其还近于作旅彝尊[68]，作旅彝尊的年代属西周早期。其又近于张家坡西周墓M163的父丁享钺尊（M163:36）[69]，父丁享钺尊的年代在西周中期。
弦纹爵（M65:33）的形制与纹饰皆同于前掌大M110的DⅡ式爵（M110:4），前掌大DⅡ式爵的年代属西周早期偏早。
作尊彝卣（M65:29）形制同于琉璃河M251的父戊卣（M251:6），父戊卣的年代属成康时期。
云雷纹觯（M65:159）形制同于琉璃河M251的觯（M251:8），琉璃河觯的年代属成康时期。
盘（M65:35）近于琉璃河M253的蝉纹盘（M253:9）和竹园沟M4的季作盘（BZM4:7），只是纹饰有别，前者没有两耳。蝉纹盘的年代属成康时期，季作盘的年代属昭王时期。
M65中非曾侯谏自名器的年代大多属西周早期偏晚，个别器物可到西周早期偏早，如作宝鼎、弦纹爵等。再看原始瓷器的年代，M65的原始瓷器有西周早期前段的，也有后段的。结合铜器与原始瓷器的年代，我们可以对M65墓主的生活轨迹加以推测：墓主生于西周成康时期，卒于昭王时期。
三、诸墓之墓主关系蠡测
墓地中诸墓之墓主关系是探讨墓地结构、布局和埋藏习俗的主要依据，由此可以厘清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的埋葬制度。
关于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夫妻关系，学界主流观点是：M65与M2、M28与M27、M111与M46或M50为夫妻合葬墓[70]，鄙人曾支持此观点[71]。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M65与M3、M28与M2、M111与M27为夫妻合葬墓[72]。不管是哪种观点，皆是建立在墓葬先后年代为南向北或北向南排序的基础上，很少就墓葬中器物之关系来讨论。现在我们排出了三座大墓的先后关系，再结合墓葬中器物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夫妻关系，则更能明辨表里。
曾侯谏自名器分见于M28、M2、M65和M3等多座墓中，以致学界在曾侯谏墓的认定上存在分歧，或认为M65墓主为曾侯谏[73]，或认为M28墓主为曾侯谏[74]。认定曾侯谏墓的关键是M28与M65谁先谁后，既然M28早于M65，显然M28的墓主才是曾侯谏，这也符合M28中出曾侯谏自名器最多的事实。同时也合理地解释了M65及M3中出有曾侯谏器的现象，即同辈或下辈人拥有同辈或上辈人的用器是正常现象。
曾侯谏墓确定后，可进而判定其夫人墓。因为M2中随葬有曾侯谏自名器和为其夫人媿氏所作器，同时无酒器和兵器，表现出女性墓的特点。M65中只有曾侯谏自名器，却无曾侯谏为其夫人媿氏所作器，且有酒器和兵器，表现出男性墓的特点。故学界在认定M65为曾侯谏墓的前提下，多公认M2为曾侯谏夫人墓。现在，我们认定M28是曾侯谏墓，那么，M2还是其夫人墓吗？确定夫妻墓最重要的是两墓的排列方式，从叶家山墓地的布局看，在M65、M28、M111之东皆有M2、M27、M50等几座疑是女性墓与之对应，规模相当。这种表象极易把它们看成是夫妻墓，这也是学界力主第一种意见的原因。假若如此，作为姬姓的曾国[75]，与其他同姓诸侯国如晋国[76]、燕国[77]和应国[78]等的夫妻墓葬排列方式迥异，这三个国家夫妻墓皆东西并列，而曾国出现这种罕见的前后排列。之所以说罕见，是因为其他异姓国并未见这种排列方式。难怪有学者对此产生疑惑，将其视为非姬姓的曾国[79]。叶家山曾侯夫妻墓究竟是如何排列的？我们以春秋时期曾侯夫妻墓的排列方式来作为参考。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的埋葬方式体现的是其丧葬礼制，这种礼制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是一种文化传统，不会轻易改变。既然春秋时期的曾国是西周早期曾国的延续，而春秋时期曾侯夫妻墓已揭露和确定，我们则可以由春秋时期曾侯夫妻墓的排列方式倒推西周时期曾侯夫妻墓葬的排列方式。目前，随州枣树林墓地已揭露两组曾侯夫妻合葬墓，从披露的材料可看出端倪。枣树林M168墓主为曾侯宝，M169墓主为芈加，墓中铜器铭文表明他们为夫妻，曾侯宝与夫人芈加墓为南北并列，曾侯宝在南，芈加在北[80]。M190墓主为曾公求，M191墓主为芈渔，彼此为夫妻，其排列方式同于曾侯宝和芈加墓[81]。由此，我们推测叶家山墓地曾侯夫妻也是这种排列方式。按南北排列方式来看，M28与M2最有可能构成夫妻关系，无论是墓向还是两墓中出土器物的关联都表明彼此为夫妻关系。
以此类比，可以设定M111与M27构成夫妻关系。我们从墓中出土器物的关系来检验此设定是否成立，M27与M111都出土有曾侯方鼎，形制与纹饰一模一样，大小相次，显系同批次产品。但M27的方鼎（M27:23）盖与身铭文有异，盖铭为曾侯作宝鼎，器身却为曾侯作宝尊彝鼎。M111中有一件方鼎（M111:80）也出现同样的情况，盖铭为曾侯作宝尊彝鼎，器身却为曾侯作宝鼎。显然，这两件器物盖、身在两墓下葬前就错乱了。又因M27的兽面纹鼎（M27:25）与M111的兽面纹带鼎（M111:79）形制和纹饰皆相同，大小相次，应该为同批次产品。同样的情形还出现于M27的且（祖）南
觯（M27:10）与M111的曾侯觯（M111:122）、M27的
夔壶（M27:3）与M111的橄榄形贯耳壶（M111:116）上，它们若非同批次产品，也必为彼此模仿之作。这些器物先前应该是成对的，后来分葬于M27与M111中。以上这些现象足以表明M27与M111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的解释只有两种可能，或是夫妻，或是母子。而夫妻的可能性较大，因为M111的墓向角度为105°，M27的为100°，彼此只差5°，但两墓相距却有30米远，只有同时规划和作穴，才能保证墓向基本一致，也只有夫妻关系，才存在这种情形。由于叶家山目前披露的材料有限，我们还无法分析其他墓葬之间的关系。但通过布局图，我们也可以推测M65与M5、M4与M3构成夫妻关系。但推测是否准确，还有待材料全部公布后加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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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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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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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6.前揭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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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同[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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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同[14]a.
[62]a.同[1]a.
b.同[14]a.
[63]同[3]a.
[64]同[43]:313.
[65]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0.前揭书:337.
[66]王毓彤.湖北省江陵发现西周铜器.文物，1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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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同[3]a.
[73]同[4].
[74]a.同[3]a.
b.同[3]b.
c.同[71].
[75]叶家山M111中出土的“犺作列考南公”簋与文峰塔M1中出土的曾侯舆编钟中记载的南公为同一爵称，表明春秋时期与西周早期的曾国皆为南公的后裔。而曾侯舆自言“余稷之玄孙”与曾侯宝自言“余文王之孙”，又表明曾国为姬姓。参：
a.同[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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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8).
d.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8).
e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7).
f.同[6].
[7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考古发掘简报.文物，1996，(6).
[78]同[12].
[79]同[4]b.
[80]同[75]c.
[8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随州市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考古，2020，(7).
作者：笪浩波（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
原文刊于：《华夏考古》 2025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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